在数字信息时代，广告铺天盖地地向人们袭来，广告宣传已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广告手段的多种多样，让人应接不暇，但广告的内容是否全部真实，则需要进一步的考量。
当今社会最有分量的广告莫过于明星所代言之广告了，但由于明星本身知识水平的限制或者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等等原因，明星代言假冒、伪劣产物、药品的现象早已广为人知，但在此之前，在事故发生以后，承担责任的往往只是生产商或销售商，对代言产物的明星很少会受到影响，最多也只是罚款，这对身价高的明星来说并没有任何惩罚作用，这就使得一些明星之后难免会再次故意代言假冒、伪劣产物、药品，从而造成循环恶果。
此次《对于办理生产、销售假药、劣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对明星明知是假药、劣药而继续代言的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，当其“知道或者应当知道”，主观上存在“故意”时，则可视为共犯，追究其刑事责任。在这里，“可以”则还给了审判人员在具体案件的审判活动中一定的自由裁量权，其实这并不妥，若要真正杜绝这种情况的发生，则应该将“可以”改为“应当”，以防止背后存在贿赂现象。
对于明星这一特殊群体，在法律规定完善的情形下，应对其及政府官员的思想领域进行教育，否则，无论法律规定多么完备，最终都可能因钱权交易而变成一纸空文。
——九一果冻制品厂麻花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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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新办今日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，请最高法院、最高检察院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《对于办理生产、销售假药、劣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有关情况，并答记者问。
有记者提问，如果媒体被新闻出版部门界定为非法出版物，是否包含在这个范围？刚才讲到明星，我们经常在电视里看到或者在广播里听到有一些节目，如果最后被认定为做了非法假药劣药的广告宣传，这个节目的参与人，包括主持人、嘉宾和专家是否也要被界定为共犯？您刚才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“故意”，“知道或者应当知道”，那么怎么界定他是“知道或者应当知道”？
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熊选国表示，第一，非法广告的问题，算不算广告，我想也要包括进来，尽管做广告的行为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，但实际上也在进行一种广告行为，像路边上或者经常看到墙上贴的“小广告”，肯定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，但是实施了宣传行为，应该是司法解释规定的提供广告宣传的方式。
第二，怎么认定行为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。因为生产、销售假药罪，首先要知道是假药，然后是足以造成或者已经造成严重后果，才追究刑事责任。司法解释作为规定来讲，“知道或应当知道”是主观的东西，司法实践中“知道”一般是指行为人的供述或者有关的证人证言，都证明他是知道的，这当然就是“知道”。有些行为人不供述，就要靠客观证据，证明他是知道的。所以“应当知道”实际上是通过客观证据来判断，他知道是生产销售假药，只不过被告人自己不承认、不供述。举一个例子，《解释》中有一条“没有或者伪造药品生产许可证或者批准文号，且属于处方药的”，作为广告来讲，你知道它没有批准文号，而且是处方药，那我就可以认定你是知道的。
